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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al bribery: Insights from incentivized experiments across 18 nations ​

Dorrough, Köbis, Irlenbusch et al. (2023)

DisciplineSocial science
MethodExperiment
Tagsbriberycorruptioncross nationaldata · experimentexperimental economicsmethod · causal inferencemethod · regressionstereotypes

Summary ​

Problem: 贿赂是全球性挑战，且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发生。然而，以往关于贿赂的行为研究几乎全部局限于单一国家内部，缺乏对跨国贿赂的实证洞察。现有跨国腐败数据多依赖自我报告或专家调查，这些主观感知往往与腐败现实脱节，无法揭示贿赂行为的因果机制。 Approach: 作者设计了一个激励性的“贿赂博弈”在线实验，在18个国家招募代表性样本（N=5,582），每位参与者分别扮演“公民”（决定是否向18国官员行贿）和“公职人员”（决定是否接受来自18国公民的贿赂），并在每次决策后报告对互动伙伴国家贿赂行为的激励性预期。实验还引入了社会成本（每笔成功贿赂扣减对气候NGO的捐款）。 Finding: 研究发现人们是“条件性腐败”的：公民向来自高腐败声誉国家（依据透明国际行贿者指数BPI）的公职人员提供更多贿赂；人们对各国贿赂接受率持有广泛共享的国家特定预期，但这些预期与实际接受率呈负相关，表明刻板印象是系统性不准确的；互动伙伴的国家背景对贿赂决策的影响远大于自身国家背景（解释方差高出5.32倍）。 Significance: 该研究首次提供了跨国贿赂行为的因果性实验证据，揭示了“条件性贿赂”这一新现象，表明在跨国情境下“与谁互动”比“来自哪里”更重要。这一发现对反腐败干预设计具有重要启示，挑战了以国家为单位的腐败治理思路，强调需要针对特定国家配对情境进行精准干预。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Theoretical tradition: 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社会心理学交叉领域，属于腐败的行为科学研究传统。
  • Prior theories built upon: 条件合作理论（conditional cooperation）、社会规范理论、腐败的社会互动理论（如“条件性腐败”概念，34-37）、刻板印象与期望理论。
  • Causal mechanism: 国家的对外贿赂声誉（BPI排名）塑造了人们对特定国家公职人员受贿可能性的预期；这些预期（尽管不准确）直接驱动公民的行贿决策——预期对方更可能接受贿赂，就更倾向于提供贿赂。预期在声誉与行贿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4%的中介效应）。
  • Key assumptions: 假设参与者理解博弈结构并理性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假设贿赂行为可以通过激励性博弈有效测量；假设BPI指数能够有效代表一国的对外贿赂声誉；假设参与者对NGO的社会成本有共同认知。
  • Theoretical move: 本文扩展了条件合作理论，将其从合作行为领域延伸到腐败行为领域，提出并验证了“条件性贿赂”概念——即贿赂意愿取决于对互动伙伴行为的预期。同时挑战了以个体或国家内部因素解释腐败的传统视角，强调互动伙伴特征的主导作用。
  • Scope conditions: 研究基于18个国家的代表性样本（占全球人口57%、GDP 79%），但博弈情境相对抽象匿名；结论主要适用于“街头层面”的公民-官员贿赂互动，对大型企业腐败的推广需谨慎；研究使用统一绝对报酬而非购买力调整，可能影响跨国比较的精确性。

Research Design ​

本研究为在线激励性实验（incentivized online experiment），采用“贿赂博弈”范式。分析单元为个体-国家配对决策（每位参与者做出36次决策：18次行贿决策+18次受贿决策）。

关键自变量：

  • 互动伙伴的国家背景（18个国家）
  • 国家的对外贿赂声誉（以BPI排名为代理指标）
  • 参与者自身的国家背景

关键因变量：

  • 行贿决策（公民是否提供非正式付款，二分变量）
  • 受贿决策（公职人员是否接受非正式付款，二分变量）
  • 国家特定预期（参与者估计的对方国家行贿/受贿比例，以10%区间测量后转换为区间中点）

操作化：博弈中“公民”可通过正式付款或非正式付款（贿赂）获取许可证；“公职人员”可选择接受或拒绝贿赂。博弈具有不对称结构：公民结果取决于双方决策，而公职人员接受贿赂总是增加收益。每次成功贿赂扣减对气候NGO（atmosfair）的捐款作为社会成本。采用策略方法（strategy method），参与者在无反馈情况下做出所有决策。

Data & Sample ​

  • 样本量：主研究N=5,582（18国）；预注册试点研究N=890（3国：德国、墨西哥、西班牙）
  • 人口特征：主研究平均年龄40.11岁（SD=12.82），50.07%为女性；按年龄和性别代表性抽样
  • 国家覆盖：18个国家，涵盖BPI指数全谱系（从荷兰/日本等低腐败声誉到俄罗斯/中国等高腐败声誉），占全球人口57%和GDP 79%
  • 招募方式：通过在线面板供应商Toluna招募
  • 数据收集时间：所有国家在3周内先后完成（因时区差异无法同时进行）
  • 数据来源：原始实验数据，公开于OSF（https://osf.io/xc9qf/）
  • 激励结构：参与者可获报酬，预期准确者可获35 Talers（=€1.75）奖金；博弈货币1 Taler = €0.05

Analytical Strategy ​

  • 主要统计方法：相关分析（Pearson/Spearman相关）、组内相关（ICC）评估国家内一致性、中介分析（检验预期在声誉与行贿之间的中介作用）、探索性模拟（10,000次重复随机配对模拟成功贿赂率）
  • 关键控制变量：GDP差异（两国之间）、对atmosfair NGO的认可度、购买力差异（使用Big Mac Index进行稳健性检验）
  • 稳健性检验：控制NGO认可度后结论不变（SI Appendix Tables S13-S14）；使用Big Mac Index替代GDP差异后结论一致（SI Appendix Tables S10-S11）；预注册分析结果与探索性分析一致
  • 效度检验：参与者平均认为行贿（M=5.27）和受贿（M=5.41）行为是腐败的（均显著高于量表中点4）；本国行贿率与透明国际腐败晴雨表数据显著正相关（r(15)=0.56, P=0.019），支持实验的外部效度

Results & Findings ​

主要发现1：行贿率因互动伙伴国家背景而系统性变化

  • 公民向来自高腐败声誉国家的公职人员提供更多贿赂。印度公职人员收到的行贿率最高（49.28%），加拿大最低（24.51%），相差近两倍。行贿率与目标国BPI排名高度相关（r(16)=0.81, P<0.001）。
  • 不同国家的公民对“向哪些国家行贿”高度一致（ICC=0.79, P<0.001），表明存在广泛共享的国家特定行贿模式。
  • 成功贿赂率（行贿率×受贿率）在不同国家配对间差异巨大，从0.042（加拿大公民×日本官员）到0.291（韩国公民×中国官员），最高相差7倍。

主要发现2：国家特定预期驱动行贿决策，但预期不准确

  • 公民对特定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率的预期高度共享（ICC=0.68, P<0.001），且与BPI排名高度相关（r(16)=0.84, P<0.001）。
  • 预期部分中介了对外贿赂声誉对行贿行为的影响（24%中介效应，P<0.001）。
  • 关键发现：预期与实际受贿率呈负相关（r(322)=-0.163, P=0.003；控制公民国家效应后rpart(305)=-0.209, P=0.004）。人们系统性高估高腐败声誉国家的受贿率（如预期俄罗斯官员受贿率47%，实际仅33%），同时低估低腐败声誉国家的受贿率（如预期美国官员受贿率42%，实际56%）。这表明人们基于共享但不准确的刻板印象行事。

主要发现3：互动伙伴国家背景比自身国家背景更重要

  • 探索性分析显示，公职人员（互动伙伴）的国家背景对行贿决策的影响是公民自身国家背景的5.32倍。作者将此命名为“条件性贿赂”。
  • 这一发现与条件合作理论一致：人们的腐败行为取决于对互动伙伴行为的（预期）反应。

次要发现：

  • 对外贿赂声誉不仅影响行贿，也影响受贿：公职人员对来自高腐败声誉国家公民的行贿预期更高（ICC=0.69, P<0.001），且更容易接受来自这些国家的贿赂。
  • 自身国家背景对行贿率也有影响（法国公民行贿率最高42.10%，俄罗斯最低26.60%，相对差异59%），但影响远小于互动伙伴国家背景。

无效/意外结果：预期与实际行为的负相关是出乎预料的发现，表明腐败刻板印象的系统性不准确性——这是本文最重要的意外发现之一。

Limitations ​

作者明确承认以下局限：

  1. 情境抽象性：研究基于激励性但相对抽象匿名的博弈，外部推广需谨慎（如澳大利亚游客是否真的更可能向中国而非日本交警行贿，需实地研究验证）。
  2. 样本代表性问题：虽然按年龄和性别代表性抽样，但实际参与国际腐败的人群可能不代表普通民众；少数非随机个体可能贡献了大部分跨国腐败。
  3. 统一报酬设计：使用统一绝对报酬而非按购买力调整，可能影响跨国比较；作者通过控制GDP差异和Big Mac Index进行了部分校正。
  4. BPI指数的局限性：BPI（2011年）仅衡量企业高管对国际商业贿赂的看法，聚焦企业腐败情境，可能不适用于“街头层面”的公民-官员贿赂；且指数较旧，但作者发现声誉感知似乎相对稳定。
  5. 博弈无法同时进行：因时区差异，参与者非同时参与，但通过策略方法缓解了这一问题。

Key Contributions ​

  • 首次提供跨国贿赂行为的大规模激励性实验证据（18国，N=5,582，346,084次激励性决策），填补了跨国贿赂行为研究的空白
  • 提出并验证“条件性贿赂”概念：互动伙伴的国家背景（而非自身背景）主导贿赂决策，将条件合作理论从合作领域扩展到腐败领域
  • 揭示腐败刻板印象的系统性不准确性：人们共享的国家特定预期与实际行为负相关，为理解腐败感知与现实的脱节提供了实验证据
  • 证明对外贿赂声誉（BPI）是预测跨国行贿行为的有效指标，且通过国家特定预期部分中介其效应
  • 发现特定国家配对可导致高达7倍的成功贿赂率差异，为精准化反腐败干预提供了行为科学依据
  • 验证了贿赂博弈的跨文化外部效度（本国行贿率与透明国际腐败晴雨表显著相关）
  •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以人为本”的反腐败视角，支持OECD强调的针对特定腐败类型进行精准干预的思路

Key Claim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 offer disproportionately more bribes to interaction partners from nations with a high (vs. low) reputation for foreign bribery, measured by macrolevel indicators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s." (Significance)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partner's national background (more than one's own national background) drives people's decision to offer or accept a bribe—a finding we label conditional bribery." (Abstract)

"We find that nation-specific expectations are rather inaccurate and mostly miscalibrated. In fact, citizens' nation-specific expectations about bribe acceptance rate and actual bribe acceptance rate are even negatively correlated (r(322) = −0.163, P = 0.003; partial correlation corrected for citizens' nation effects: rpart(305) = −0.209, P = 0.004, see Fig. 4)." (Results, Expectations about Bribe Acceptance)

"It appears that for crossborder bribery, it matters more whom people interact with than where they are from." (Discussion)

"Our results thus suggest that when deciding to offer bribes, citizens act based on (often inaccurate) nation-specific expectations about bribe acceptance derived from a nation's foreign bribery reputation." (Results, Expectations about Bribe Acceptance)

My Notes ​